慧聪盘点：2016年环保大咖观点大汇总
慧聪水工业网 陈吉宁：环保垂直管理改革不能削弱、上交地方主体责任
环境保护部部长陈吉宁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进步，但也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环境污染已经成为民生之患、民心之痛，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突出短板。究其原因，根本在于一些地方对于处理好发展与保护关系，在认识上有偏差，在实践上不到位，环境保护责任不落实、难监督。这就需要以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从改革环境治理基础制度入手，解决制约环境保护事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标本兼治加大综合治理力度。近日，中办、国办印发《关于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这是党中央、国务院在新时期新形势下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是对地方环境保护管理体制的一项根本性改革，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高度重视，对于推动环境管理转型、补齐生态环境短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实施垂直管理制度改革，是落实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要求的新举措。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把生态环境保护摆上更加重要的战略位置。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要求加快补齐生态环境短板，对生态文明建设作出一系列重大安排部署。实施垂直管理制度改革，就是要切实解决现行以块为主的地方环保管理体制存在的突出问题，改变一些地方重发展轻环保、干预环保监测监察执法，环保责任难以落实，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大量存在的状况，推动落实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落实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要求，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实施垂直管理制度改革，是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新突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国务院相继出台《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等生态文明体制“1+N”改革方案。这些文件都将着眼点放在落实地方政府环境保护主体责任和强化排污者污染治理主体责任。垂直管理制度改革是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关键环节和具体实践，与各项生态文明制度改革相辅相成、互相配合、整体联动，将有力推动两个责任的落实，增强改革的系统性、完整性、协同性，为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和制度完善注入新的活力。
曹远征：PPP模式——一场静悄悄的革命
中国银行原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
这场始于20世纪80年代，以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为主要内容的全球性制度革命，虽然静悄悄，但领域如此广泛，影响如此深远，正在持续、深刻地改变着我们所处的经济社会环境。——曹远征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ublicPrivatePartnerships,PPP)是一种涉及基础设施的制度安排形式。按照制度经济学的理解，有效的制度安排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PPP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与制度经济学的逻辑进程是一致的。早在19世纪工业化初期，人们便意识到基础设施的重要性，它是构成各种独立经济活动的基础性外部条件。但也正是由于这一点，使它不同于私人产品而具有特别的性质。
基础设施独有的种种特征使其自产生之日起就陷入公共性和企业性的两难之中。所谓公共性与普遍服务相关，所谓企业性与提供服务的可维持程度相关。从企业性的角度观察，如果基础设施企业化经营，因盈利的约束，在降低成本、改善效率的同时，因自然垄断极易形成价格的提高，歧视性定价和对高支付能力区域服务的“撇奶油”行为等，势必伤害普遍服务目标。从公共性的角度观察，低收费或者免费最能满足普遍服务目标，这必然造成需求过度并需要政府的介入和巨额的财政支持，而一旦财政能力有限，其可持续性便令人怀疑。
PPP虽然是发生在基础设施领域的制度创新，但却具有深刻的社会影响，按照《PPP革命》一书的理解，基础设施更宽泛的定义是“经济代理机构可用的所有物质、制度和人文能力的总和”。本书将基础设施分为经济和社会两大类，并因其物质形态不一，又区分为硬软两种。在经济基础设施中，硬设施包括交通、电信、能源等，软设施则包括职业培训、商业金融服务、研发促进和技术转让等。在社会基础设施中，硬设施包括医院、教育、排污、养老，甚至监狱等设施;软设施则包括社会保障系统、社区服务等。作者暗示在这个定义宽泛的基础设施领域，都可尝试用PPP模式进行制度创新。这就引出了一个饶有兴趣的问题，即PPP的革命性的社会影响。
目前，在中国发展基于公私伙伴关系真正意义上的PPP模式的条件已经成熟。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以及居民收入的持续提高，对基础设施质量和服务的需求日益旺盛，并且范围日趋广泛，不仅是“硬”的基础设施，而且扩展到诸如文化、教育、医疗、体育、环保、养老等为数众多的“软”的服务领域。而这些领域，投资门槛低而质量要求高，需求个性化而呈现多样性，市场变化快而需灵敏度，私营部门具有天然的适应能力，成为PPP大发展的有利环境。另一方面，随着中国进入工业化的中后期，以投资驱动经济增长的历史使命告一段落，中国政府职能也因此由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由此决定，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市场开始起决定性作用。提供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并加以监管执行成为公共服务型政府的第一要务，反映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市场准入、价格形成和不间断地提供公共服务的专业性监管体系和能力正在建立，开始为PPP健康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正是基于对中国经济社会的新变化的深刻认识，基于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所要求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追求，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任务。其中，PPP模式登上舞台。2014年9月23日，财政部颁布《关于推广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有关问题的通知》，同年12月2日国家发改委颁布《关于开展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指导意见》，这两个文件一道对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进行了详细明确的界定，成为新时期我国发展PPP模式的纲领性文件。随后财政部和国家发改委分别颁布了《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操作指南(试行)》和《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通用合同指南》，对PPP操作进行了详尽说明。更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是2015年4月25日，国家发改委等六部委联合颁布《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把PPP模式纳入统一的制度框架。
仇保兴：治疗“城市病”需重建城市微循环
国务院参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原副部长仇保兴
国务院参事、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理事长仇保兴在7月16日召开的2016硅谷高科技创新创业高峰会暨全球产业互联网大会上表示，过去三十年，中国城市的快速发展带来了许多城市病，解决这些问题，需停止大拆大建，狂飙式的城市发展道路，转向城市内涵的提升，人居环境的改善，绿色的发展。这其中蕴含着大量机遇，创业的思路应该定位在重建，找回城市的微循环。对此，仇保兴提出了微净化、微能源、微交通、微更新、微绿地、微农场、微医疗、微调控、微循环等概念。
大家都知道，中国正在进入一个城市的时代，也就是说，50%以上的人居住在城市里。城市又是需要变革的，城市本身需要转型，这个转型我把它概括成为重建城市的微循环。因为，在过去三十年我们快速的发展，城市实际上经历了一个灰色发展。这个灰色发展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城市病，也给气候变化带来了75%以上的人为的温室气体排放。所以城市的问题需要城市自身解决，这里就包含着创业、创新的新的机遇。
转型的条件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转型的条件，城市的框架基本已经形成，城市的边界现在已经在划定。我们城市的扩大化也在逐渐逐渐的终止。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想到，我们的大拆大建，那种狂飙式的发展应该停止了，我们应该转向城市内涵的提升，人居环境的改善，我们转向绿色的发展。
在这个时候我们想象到，我们转型的基本思路是什么?这个基本思路就包含着大量的机会。向我们从工业文明我们转向生态文明，我们就要把集中式的处理的方式转向分散的，有计划的处理方式;把习惯于建大型、巨大设施，我们转化为小型的，小的就是美的，小的就是分布式的。我们把单个的，单项的处理变成循环的、反复的处理方式。
我们把从上而下规划建设模式，把它从下而上的结合在一起。因为只有分散的、不分布式的、自主式的，自下往上的才是有生命力的，才能进入微循环。但是我们转型难度非常大，因为我们固有思路，比如我们中国人非常崇拜美国的郊区化，其实这是。我们很崇拜大型的、古怪的建筑，其实这也是工业文明带来的。我们又非常崇拜大规模的生产，只生产一种产品，这也是我们多样化时代，绿色化、小型化的障碍。所有这些东西都是成为我们的障碍，但是这些障碍是非常顽固的，而且是为许多利益集团所吹捧，说故事的。
这时候我们的创业要定位在什么?就定位在重建，找回城市的微循环。
微降解
不平衡的城市我们如果通过技术手段把它变成处处、时时，像大自然那样平衡的，很多问题就解决了。比方我们生物垃圾的处理，比方说我们小型的，细菌分解的，或者通过小型粉碎机粉碎了以后直接进入下水道的。
微净化
通过分散式办法，把每个村庄和镇都用这种集装箱式的污水措施，如果污水增加了加一个集装箱，把原来传统的集中的，变成分散的，而且这种分散有利于就地回用，因为水的除了已经把污水除了成纯净水，每吨只要2.5元。比我们许多远距离调水成本低的多。所以现在的技术发展已经创造了巨大的微循环的空间。
王浩：治水需遵循流域水循环系统演变规律
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浩
“深受震撼!”这是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浩对福建省率先开展万里安全生态水系建设以及取得的成效所表达的感慨之言。他以高度凝练的语言进一步总结福建治水经验：“问题导向、全面响应;系统诊断、系统治理;五水联动、形成合力;创新适用、彰显特色;标本兼治、立竿见影;两手发力、建管并重。”
“流域是治水的完整单元，治水需遵循流域水循环系统演变规律，要维护水循环过程中的更新水资源、净化环境与维持生态系统完整的三大基本功能。”
王浩院士解释说，生态海绵流域建设，要充分发挥流域对水循环的天然调节作用，规范人类水土资源开发活动，减少对自然水循环的扰动，系统布局地表灰色基础设施(水库、堤防、渠系、泵站、水井等)与绿色基础设施(林草地、湿地等)，建设土壤水库和地下水水库。同时，融合现代信息技术的新进展，实现地表——土壤——地下多过程、水量——水质——泥沙——水生态的联合调控，最大限度实现“去极值化”，系统解决流域水问题。
“治水核心是维持自然与社会水循环的平衡。”但在现代强烈的人类活动作用下，水循环呈现“自然——社会”二元特征，因此，治水核心中的关键还是调控社会水循环过程，如限制取水、节约用水、限制污染排放、控制土地利用等，减少对自然水循环的干扰，促进自然水循环和社会水循环融洽、互补。
“国内外研究表明：森林植被覆盖率每提高1%，径流总量降低7%-8%，洪峰流量降低3%-5%，洪水过程坦化，枯季流量增加。”王浩院士提供的论据进一步印证了福建从工程治水向生态治水转变的正确抉择。他说，天然植被修复、天然湿地保育、防护性林草建设等等地表绿色基础设施，对水循环具有良好的调节性能。流域治理要结合流域生态完整性保护与生态服务功能需求，进行流域生态功能定位与格局优化，并据此开展生态修复与防护性林草建设。
“水污染问题在水里，原因在岸上。”王浩院士表示，应从传统的以“末端治理”为主的思路，转变为“源头减排、过程阻断、末端治理”全过程防控水污染的治水模式，从而最大化减少污染排放对流域水循环过程的干扰和冲击。
“末端治理”的关键技术，首先是基于自然完整的水系修复。王浩院士介绍了几种水质处理技术，包括物理方法的清淤换水、人工增氧等，化学方法的化学除藻、絮凝沉淀等，强化生物技术的生物制剂、渗流生物膜净化床等，生态技术的人工湿地、植物净化、土地过滤、稳定塘等，以此重建河湖生境，特别是河滩生境和护岸生境。
李圭白院士：地下水除锰技术还不够成熟！
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圭白
我国含铁含锰地下水覆盖人口超过3亿；地下水除铁除锰是供水常遇难题。20世纪50年代，接触催化被引入除铁除锰技术，提出铁质活性滤膜除铁和锰质活性滤膜除锰，能使二价锰在天然水质条件下被氧化去除。锰质活性滤膜除锰有化学机理和以后提出的生物机理。在实际应用中锰质活性滤膜自然生成比较实用；指出二价铁对锰质活性滤膜的污染及其对出水水质的严重影响；提出锰质活性滤膜生成前出水不达标的问题及解决途径；并对单级除铁除锰工艺进行风险分析，提出选择除铁除锰工艺的原则，并认为除锰在技术上不够成熟。
关于除锰工艺的若干问题
1、锰质活性滤膜的自然生成与接种生成
除锰水厂长期运行后滤料表面均可生成锰质活性滤膜并持续除锰。生物除锰并不否定锰质活性滤膜除锰的存在，而是为除锰优化提出一个新发展方向。生物除锰提出工程菌技术：从成熟滤膜中分离出高效除锰菌，扩大培养后对新滤料接种，但难度大且需专业队伍，故自然生成锰质活性滤膜除锰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仍是水厂投产采用的方法。
2、二价铁对锰质活性滤膜的污染
二价铁氧化还原电位比二价锰低得多，二价铁会阻碍二价锰氧化。单级滤池除铁除锰中，总是先除二价铁，当其浓度降至足够低，二价锰才开始被氧化，故上部为除铁带，下部为除锰带。李继震在铁力市试验发现，除锰带一旦遭到二价铁污染，会丧失除锰能力，其恢复需长时间，期间出水锰超标。这是一个严重问题，需特别关注。
3、曝气装置选型
用于除铁除锰的曝气装置包括两类，一类依靠外部能量对水曝气，断电则曝气设备停运，未曝气水会进入滤池，二价铁会使锰质活性滤膜污染；另一类依靠水自身能量曝气，断电则进水停止，未曝气水不会进入滤池，对除锰是安全的。宜优先选用依靠自身能量曝气的装置。
4、滤速影响
除锰水厂如采用变滤速过滤：滤池刚反洗完，其滤层清洁，水阻小，初滤速高；而滤速增大能使锰质活性滤膜受到污染，除锰效果下降。所以，单级滤池除铁除锰时，不宜选择变速过滤方式。
5、锰质活性滤膜成熟前的出水水质
铁质活性滤膜的成熟期一般为几天，而锰质活性滤膜的成熟期一般需数十天到几个月。锰质活性滤膜成熟前，出水锰超标，这是一个技术难题。而天然锰砂对二价锰有吸附作用；若用优质天然锰砂为滤料，在锰质活性滤膜成熟前靠锰砂吸附除锰，直至除锰滤层成熟，这样水厂从投产出水就达标。
6、单级过滤还是两级过滤
二者在原理上无本质差别。单级：当滤速、水质波动时，锰质活性滤膜易受污染；此外，单级过滤上层除铁带堵塞快，需频繁反洗，导致下层锰质活性滤膜受二价铁污染。两级：一级过滤铁质活性滤膜接触氧化除铁、二级过滤锰质活性滤膜接触氧化除锰，基本消除了二价铁对锰质活性滤膜的污染风险。
7、工艺选择中安全性与经济性的平衡
除铁除锰工艺选择与水质等诸多因素有关。从二价铁对锰质活性滤膜污染角度，单级过滤增加二价铁污染锰质活性滤膜的风险，且进水二价铁含量越高风险越大。因此，单级过滤降低建设费用却增大风险；而两级过滤增高建设费用但降低风险，存在安全性与经济性平衡的问题。
王德军博士：新常态下的泵业变革
清华大学核科学与技术博士、世界五百强国企泵首席专家王德军
2015年中国经济新常态已经足够促使泵行业从业者感受到泵业寒冬的逼近或已经进入。2015年中国国内至少占30%的泵企销售量下滑30%～40%。大家不禁惊呼泵业寒流为何来得如此凶猛？措手不及呢？这里有一句话应该为企业家所铭记的，那就是企业发展路径应该与国家现阶段经济政治发展的大政方针相一致或相向而行，否则必遭自我灭亡。当今中国连“人民币”都严重过剩，几乎每个产业都严重过剩，特别的是低端产品严重过剩，而高端市场国内份额严重不足，难道还有什么可以以低端幻想的机会或守旧不死的。变得快些尚可重生，脚步稍慢、主张迟疑必将消失于业。
中国经济今天的新常态告知泵业的企业家必须清醒的是：
1.低端的中国泵业产业没有明天。
2.今天至少80%的中国泵企无论技术、管理，还是生产方式等与世界一流泵企相比仍然差距三十年。
3.靠劳动力成本、工时成本优势的泵企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4.无论是国有泵企还是民营泵企的企业家可以真心的问一问自身泵企的核心竞争力在哪？存在的社会价值和意义在哪？特别是未来价值在哪里？这是必须清醒认识的。
5.现在大家皆能够清楚的感受到中国政府反腐败的决心已经不会动摇，再也不是走过场，一阵风。如此，中国市场秩序必然得以重建，不要再幻想以“关系硬、手段强”等获得不正当机会。
新常态下中国泵业如何发展？出路在哪里？我个人的一句话是“顺势而为，变革产业”，具体地说简述为如下三点：
1.重构行业价值体系
无论是泵业学者、企业家、工程师，还是用户都应有发展提升我国泵业产业责任的高度，彻底改变急功近利、三心二意、随波逐利、浮躁噱头、虚业造假、求奖求荣、崇洋媚外，而应回到脚踏实地、热爱本行、尊重职守，特别是坚定的重构行业价值体系：重构产业责任、敬业精神、从业技艺、治学求真、虔诚专心。
2.客观认识、积极参与行业并购重组
当今中国绝对不容许也不需要有万家泵企共生共荣。中国需要的是不超过100家自主影响力品牌的泵企，每个泵企在全球有5～20家工厂的全球分布格局，形成全球泵业影响力。根据统计数字，2014年中国前十名泵企的销售额总和还抵不过1998年美国一家泵企的销售额，并且中国前十名的泵企中还含有三家上市公司。我们一些人欣喜雀跃、豪夸自诩的泵业制造之强国地位只能是自我欺骗、自我欣赏罢了，殊不知我们仅是井底之蛙，弱者逞强而已。
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必定在三年左右的时间内迫使中国泵企数量锐减30%左右，五年时间灭亡50%大批的泵企才是产业正常的态势。那么，现存泵企的出路如何呢？
1）对于根本没有竞争力、没有核心技术和完全低端的泵企，我个人认为出路就是“关”、“停”、“卖”，成为有实力泵企的协作制造商或节点制造商；
2）稍有竞争力的中等泵企出路在哪？我个人认为那就是三个字：“被并购”或“傍大款”或“靠大树”，也就是被并购，留存于产业，优化于产业；
3）规模性泵企的出路在哪儿？我个人认为出口有两个：一是靠自身现有资金，尽快升级自我；二是走资本市场之路，获得重生、壮大、扩张自我的融资资金，整合行业资源，并购重组行业，做行业细分市场的引领者。
王凯军：生态文明带来水处理技术的大繁荣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王凯军
可持续发展是终极目标吗？很粗浅的讲，沿着美国清洁水法的思路，提出三个完整性：保护水环境目标的生物、物理和生物三个完整性。而现在的国会计划修建新的水法，它更强调将处理融入经济发展和作为社区的一员。把公共污水厂变成未来资源厂。可以看到他们不自觉的在考虑“人与人”和“人与社会”的关系。清洁水法(CWA)颁布40余年后正面临“落后”的尴尬，为改变水处理行业传统社会角色，发展重视资源利用的可持续绿色水处理设施，酝酿了新的法案(21stCenturyWatershedAct)。
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在社会发展方面的一次创举，十七大提出包括“生态文明”的四个文明，十八大提出包括生态文明在内的五位一体。美国国家人文科学院院士小约翰·柯布（JohnB.Cobb,Jr.）曾撰文指出“直接进入生态文明的发展抉择带给中国一个千载难逢的伟大机会，这个机会是中国独有的领导世界的机会。……中国应该抓住直接进入生态文明这一千载难逢的伟大历史机遇。”
国际上的认识还是非常深刻的，生态文明有四个关键词，指的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这四个词非常关键。
所以回到我们行业，看在这个理念下，污水处理是什么样的状况。
首先厌氧氨氧化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主流的认识。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未来污水处理技术的1.0版本可能会按这个步骤在发展，基于强化碳源浓缩分离，以厌氧氨氧化为基础，降低能耗并提高能量回收率。王凯军判断，在五年之内能够实现。
所以看到国外有的污水厂也用了以生物吸附段为基础的工艺，总结起来国外基本上采用AB段，或者A段，或者A段的基础上采取强化，COD的去处率从40%到60%，从50%到70%，最高的可能达到80%。A段生物吸附（或HRAS）+化学絮凝工艺欧美拟采用的主要技术选择，诸如奥地利STRASS厂和荷兰Rotterdam-Dokhaven厂等。
另外我国有很多技术一旦沿着这个路线来发展，技术的路径就会打开，有很多污水处理以前不能考虑的问题，现在就可以考虑了，所以说是技术大繁荣。比如说磁分离技术，作为污水处理的浓缩工艺，在技术上，实际上已经成熟了。奥运期间清河污水厂的装置都是作为一级装置来用的。去年天津大爆炸发生后，王凯军教授调用了一台设备到现场，两个集装箱就装下了。三到五分钟的停留时间就能够达到60%到80%的COD去处量，这是非常难得的。
文剑平：碧水源如何构筑“金山银山”
碧水源董事长文剑平
标准过低被认为是水污染治理领域的一个核心问题，也是导致低价竞争、创新乏力的主要原因。依据现行《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污水处理厂处理过后，所排水的标准是一级A。“Ⅰ类到Ⅴ类是水资源，越过了Ⅴ类就不是水资源，一级A是劣Ⅴ类水，就是能够产生污染的液体。换句话说，在现行国标下，对我国水环境负荷超载的流域和地区，污水处理厂建在哪里，排污就在哪里，哪里就会形成黑臭水体。”文剑平介绍说。
更重要的是，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滇池、太湖等生态脆弱地区，环境已经没有吸纳污水容量。“为什么没有环境容量还要排污，那就说明标准有问题。”文剑平认为。
在文剑平看来，排放标准过低还抑制了污水处理领域的科技创新。国有企业有资金、人才和技术实力，但缺乏动力，能满足低标准的话，为什么还要额外投入？此外，水价是政府定的，财政还有补贴。民营企业虽然有创新的动力，但在低标准的情况下，创新成果也不能很好应用，“投入了人力物力，在竞争中反而处于不利地位，那为什么还去创新？”
在市政污水处理领域，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已经成为民营资本参与的重要模式。民企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换得污水处理厂的一部分股权，并利用特许经营权实现收益。但是，PPP市场化程度不够也是制约污水治理的另一重要原因。
碧水源是国内环保业内最早参与PPP项目的企业之一，作为PPP模式的受益者，文剑平也提出了当前存在的问题。“在一些经济条件好的地区，有的既得利益方阻挠实施PPP，因为一旦实施了PPP就要按市场规律办事，就不能躺着赚钱了。”文剑平说，在水务领域，PPP项目更多属于国企与国企、地方政府与国企的PPP合作，有时不但PPP的市场优势发挥不出来，还造成了低价中标、最终处理不达标的闹剧，抑制了进一步市场化。
“在部分项目的竞标中，报价最低的只有成本的70%，那就意味着每年亏30%，而且一亏就是30年。”文剑平说，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各方都输，企业输了，挣不到钱，失去了继续发展和创新能力；地方政府输了，为了低价最终还是被迫涨价；老百姓也输了，生活在一个污染的环境里面。
文剑平认为，低价中标现象背后是一些企业贪图规模、覆盖面大，并不考虑治理效果和经济效益，有些地方政府放任这种恶性竞争，最终对行业和社会发展不利。
博天环境赵笠钧：普惠型绿色金融将释放更大动力
博天环境创始人赵笠钧
绿色发展的金融挑战
赵笠钧指出，中国的绿色金融需求非常强烈。
要改善当前中国面临的一系列环境问题，系统性生态施治十分必要，但迫切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到绿色项目。但研究数据显示，在中国新增信用贷款中，真正流向绿色项目的占比仍然偏低，绿色发展面临金融的挑战。
绿色金融发展不应受制于所有制
赵笠钧认为，现实中的绿色金融并没有真正凸显“绿色”本质。
目前，得到绿色金融的更多是央企与国企，很少惠及当前环境施治中不可或缺的民营企业。众所周知，央企与国企在资源使用效率方面并不占优势，但却能持续获得低成本融资。这使得绿色金融这一调节工具未能充分发挥应有作用。
中国需要普惠型绿色金融
赵笠钧呼吁，要大力发展普惠型绿色金融，让所有致力于生态环境改善的企业受益。项目或服务“是否绿色”应成为获得绿色金融的根本标准，决不能为其他非市场性因素干扰。
让更多低成本的资金流入高效的绿色项目中，普惠型绿色金融将为改善生态提供更大的绿色动力。更高效的资源配置，也将让环境改善得更快。
桑德文一波：避开红海把苦逼的环保事业做得有意义一些
桑德集团创始人文一波
当下的环境产业是一个资本时代，是一个竞争异常激烈的时代，是一个市场乱象频出的时代，是一个技术竞争力愈发凸显的时代，也是一个合作共赢彼此需要的时代。桑德，这家中国民营环保企业的代表性企业，他们创新性推出“中华碧水计划”，开创了中国市政污水处理市场化的先河，借壳上市早早进入资本市场，全面布局多个环保领域，布局锂电新能源、环卫+互联网等，与清华系合作创造中国环保最大并购案，面对这样一个时代，桑德将会有怎样的战略布局，他们的掌舵者文一波和管理层又是怎么想的？
桑德集团董事长兼总裁文一波表示，桑德的目标是做一家平台型生态链公司，在这个平台上，桑德涉及水务、固废和新能源三大布局，公司当前重点发展的业务有互联网环卫、再生资源、智慧村镇水务、锂电新能源等等。“这些产业分属不同领域，但是均与互联网、物联网相连，各业务板块间不是竞争关系，而且亲戚关系，彼此合作，互相协同，在线上线下都实现合作与共享。”
众所周知，环保行业已进入竞争厮杀异常激烈的“红海”阶段。文一波的生态链理论就是要“把难做的事情变得容易一些，把苦逼的事业做得有意义一些”。
文一波表示理解环保产业的艰苦，但是竞争厮杀异常激烈的“红海”阶段在短时间里也很难改变。桑德创业23年来始终在努力避开“红海”，寻找“蓝海”，边做边思考，也积累了一些经验和反思。“比如，上世纪90年代，市政污水处理市场还没有向民营企业开放，我们就考虑如何才能切入？
后来确定先从技术上突破，再从商业模式上突破，最终我们首次用BOT模式拿到北京肖家河污水处理厂项目，但是，这个过程中的困难与阻力是外人难以想象的，桑德作为民营企业经历过无数次的谈判、冲击与妥协，最终才拿到一个规模甚小的项目，幸运的是我们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到了1999年的时候，我们以这个项目为案例，提出‘中华碧水计划’开始在全国范围推广。”
到了2003年，桑德收购国投原宜（现更名“启迪桑德”）借壳上市对桑德进入资本市场影响深远。“之前我们做的水务项目大多是几万吨的规模较小，通过资本运作，我们旗下出现了第一个规模20万吨以上的项目，直接提升了公司实力。”几年后，桑德整合旗下水务资产在新加坡上市，即后来的桑德国际，对于海外资本市场的征途，文一波坦言，“与国内有很大差异，机制体制都不相同，这期间吸取了不少经验和教训。”
对垃圾处理技术的颠覆也是桑德探索式发展的佐证。文一波介绍，2002年前后，桑德提出垃圾综合处理思路，并在北京、上海、大庆等多地推行生活垃圾综合处理项目。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我们这条路走得有点超前，当前的国情和政策下还不太适合推垃圾综合处理，所以我们经过多年的尝试与实践，又开始涉足垃圾焚烧发电等业务。”不过，桑德仍在不断探索，文一波称，桑德正在研究一种垃圾气化处理技术。“这项技术普及后，垃圾分类将不再成为难题，完全可以由专业公司通过技术手段来处置，这将有可能解决在中国推行了三十多年却仍不见成效的垃圾分类问题。”
文一波最后真诚提醒，企业在发展过程中要不断总结经验，思考自己的长处，避开别人长处，找准定位和方向。虽然中国环保产业市场空间足够大，但如果大家不转变思维，仍沿用传统思想和方法，很难取得发展上的突破。与此同时，与其说“互联网+”是环保产业的一个入口，不如说环保产业本身即是一个入口，深入进去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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