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院长李海生：发展新质生产力赋予生态环境科技新机遇
生态环境保护离不开科技创新的支撑。今年全国两会期间，面对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新形势，就如何进一步紧扣人民群众需求，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开展生态环境领域科技攻关和科技体制创新，记者专访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李海生。
环评制度撑起污染源头控制的“保护伞”
记者：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是我国污染源头控制制度。您认为我国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发挥了哪些作用？下一步，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提升源头预防效能，还需要从技术层面解决什么问题？
李海生：早在1973年，环评就被纳入了我国环境管理体系。特别是2002年环评法颁布实施，环评制度牢牢守住生态环境质量底线，充分发挥源头预防的制度优势，在调结构、控规模、促转型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数据分析显示，环评法颁布的20年，是我国加入WTO后高速发展的20年，这期间经济总量增加约9倍，但能源消费总量仅增加2倍多，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减少了近75%。环评制度为我国经济高速发展撑起一把污染源头控制的“保护伞”。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持续深化环评制度改革、完善规划环评制度体系、深入推动环评管理转型。国家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组织开展了多轮大区域战略环评、多领域政策环评试点工作，使得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进一步向经济社会发展决策源头延伸；创新开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制度，全国划定4万多个环境管控单元，按照一单元一策略，为区域发展“明底线、划边框”。
下一步，要围绕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将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与强度控制纳入环评，为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继续“保驾护航”，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重要抓手。
发展新质生产力赋予生态环境科技新机遇
记者：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科技创新领域也日新月异，生态环境科技在支撑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方面取得了哪些进展和成就？
李海生：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生态环境科技工作的高度重视，国家在水、大气、土壤、固废、生态等领域布局了一系列科研任务，集中突破了一批基础理论和核心技术。实施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大专项，构建了适合我国国情的水污染治理、水环境管理和饮用水安全保障三大技术体系；开展大气重污染成因与治理联合攻关、PM2.5和臭氧协同控制等相关研究，全面查清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重污染成因机理；开展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污染详查，推进大宗工业固废建材化利用，为土壤污染源头治理、“无废城市”建设提供了科技支撑。
此外，在环境基准领域编制《淡水生物水质基准推导技术指南》，发布《淡水水生生物水质基准—镉》等4个水环境基准，实现标志性突破。这些丰硕的生态环境科技供给，助推了“十三五”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的完美收官，保障了生态环境质量的持续改善。
记者：2023年12月，《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发布，对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作出系统部署。美丽中国建设为生态环境科技工作提出了哪些新要求？生态环境科技工作又面临哪些新机遇？
李海生：美丽中国建设对生态环境科技提出了新要求。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支撑。要建立与美丽中国建设相适应的生态环境科技支撑体系，推进绿色低碳科技自立自强，创新生态环境科技体制机制。在减污降碳、多污染物协同减排、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新污染物治理等重点领域，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实施生态环境科技创新重大行动，推进京津冀环境综合治理重大项目，开展有组织科研和科技攻关。
发展新质生产力赋予生态环境科技新机遇。新质生产力是高质量发展的内核，产业结构调整和绿色转型为催生新质生产力提供了重要的抓手，这些都需要生态环境科技供给。要充分发挥生态环境科技创新对产业发展的驱动作用，将生态环境科技嵌入到产业全流程，推进领域科技与产业科技的深度融合，实现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和传统产业绿色升级。同时，要加快构建绿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探索生态环境科技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的新路径、新模式，培育智能环保、自然修复等绿色环保产业新业态、新动能，进一步丰富新质生产力的表现形式。
解决人民群众身边急难愁盼的生态环境问题
记者：结合工作，您认为科研机构如何与政府部门的实际工作相衔接，生态环境科技工作如何才能更好为科学治理提供支撑？近年来，生态环境科技工作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了怎样的支撑？
李海生：生态环境科研要牢牢把握环保科技的人民性，坚持问题导向、应用导向，紧密围绕生态环境管理和治理需求，产出有用、管用、好用的科研成果，着重解决人民群众身边急难愁盼的生态环境问题，真正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
近年来，我们围绕美丽中国建设，在京津冀地区、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等重大战略区开展了大量实践。以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重污染治理为例，生态环境部依托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采用“1+X”模式组建国家大气污染防治攻关联合中心，汇聚生态环境、气象、地理、能源、经济等领域核心科研力量，组织开展多学科交叉融合的集智攻关。向“2+26”个城市派驻了“一市一策”驻点跟踪研究团队，将攻关成果落地应用，同时加强跟踪研究，将成果落地的难点、关键点及时反馈再集智突破，形成“边研究、边产出、边应用、边反馈、边完善”的工作机制，破解科研成果与污染治理需求脱节的“孤岛现象”，以及地方政府“有想法，没办法”的难题，实现了将科技紧密嵌入到管理和治理中。
截至目前，已有699家优势科研单位和团队、超过1万名科技工作者深入京津冀、长江、黄河145个城市开展驻点跟踪科技帮扶，给地方“送科技解难题，把脉问诊开药方”，共计开出药方2800余份，有效支撑了当地生态环境质量快速改善。
激发生态环境“智理”潜力和活力
记者：当前，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多种新兴技术手段飞速发展，围绕数字生态文明建设，生态环境科技要做好哪些工作？
李海生：数字生态文明是将大数据、5G、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融入生态文明建设，从而实现生态环境治理范式的智慧化变革，提升生态文明建设的系统化、科学化、精细化水平。建设数字生态文明，绿色化是应有之义，智慧化是重要引擎。要将绿色化与智慧化深度融入到生态环境科技创新中，借助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手段，充分释放数字技术在生态环境治理中的叠加、聚合、倍增效应，激发生态环境“智理”的潜力和活力，助力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实现。
为此，我们要健全“天空地海”立体监测“一张网”，实现快速响应、精准识别、广泛互联的智能感知；形成全国生态环境数据“一张图”，整合“数据碎片”，打破“数据孤岛”；研发海量数据价值挖掘“大模型”，提升对生态环境演变及污染机理更为全面的科学认知；推动数字技术嵌入管理与治理“全过程”，形成网络化、开放性的多元协同治理格局。
记者：在推进生态环境领域科技创新方面，您有何思考？
李海生：在基础研究方面，要打破原有“单要素”“单介质”科研边界，推进跨学科、跨领域、跨介质交叉融合科研，促进新污染治理、环境基准与健康等新兴学科发展。在平台建设方面，要加快重组国家级、省部级科研平台，加强平台间相互衔接与开放共享，实现梯次接续的系统布局。在协同攻关方面，要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科学配置创新资源，打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在激励保障方面，要打好人才、资金、考评“组合拳”，激发科研人员内生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