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美国官方是如何认证癌症村的
慧聪水工业网汤姆斯河镇所属的新泽西州欧申县在1980-1988年间共确诊了37例儿童脑和神经系统肿瘤。按照新泽西州的平均发病率计算，这个有着八万名儿童的县应该只有22例这类肿瘤，多出15例意味着什么?是实际发病率提高了70%，除此之外，该镇在这段时间中还确诊了多例儿童白血病。
小镇的经济支柱，汤姆斯河化工厂建于1949年。二十几年之后，它的污染已经成为全镇皆知的秘密。起先在化工厂工人中弥漫着的癌症阴云逐渐飘散到了周围的居民身边，从上世纪七十年代起不断有孩子被确诊为白血病、神经母细胞瘤、视网膜母细胞瘤等恶性肿瘤。眼看着一个个孩子患上癌症，家长们不可能不问一句为什么。他们请求新泽西州卫生部进行调查。汤姆斯河最初的几次请求根本没有引起这个人手不足疲于应对的部门的回应。直到1986年，一次污染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之后，该地区的健康调查员出面要求州卫生部负责相关工作的迈克尔˙贝里利用新开发的州癌症登记系统进行调查。
这次调查并未获得家长们预期的结果。多年之后回头再看，这次“假阴性”的原因很可能是刚刚运行6年的州癌症登记系统记录不足且明显滞后。因为人手问题，加上与医院沟通不畅，1986年时癌症登记系统的病例数据只更新到1983年。第一次的调查统计了1979-1983年间汤姆斯河镇所有12岁以下的确诊癌症病例，共15例，按当时的人口基数计算，儿童癌症“预期”发病数应该是14.7例，实际值似乎是正常的，难道是家长们的感觉错了吗?
9年过去了，1995年春，迈克尔˙贝里再次接到了请求调查汤姆斯河儿童癌症集群的电话，这一次他更加无法拒绝，因为发出请求的是几位不会轻易报出“假阳性”警报的专业人士：一位美国毒物与疾病登记处的员工、一位美国环保局的员工、和一位国际顶级儿童癌症治疗中心的护士。考虑到这些为调查背书的人的专业背景，和近十年来逐步完善的癌症登记系统，贝里信心满满的再次开始统计。1995年统计结果：不同区域不同类儿童肿瘤发病比及发病比及95%置信区间四种儿童癌症的统计类型都呈现出一个规律：越趋近污染核心区，实际病例与理论发病率的比值越高，结果直指化工厂污染地块这个靶心。尽管直觉看来污染区的儿童癌症高发非常明显，但要在科学上证明它却不乐观。一般认为，只有发病比的95%置信区间的上下限都超过了1，才能证明从统计学上讲，95%的可能是这个病的发病率比正常高了。
终于，那个魔鬼露出了尾巴，尽管和家长们的预期相比，那只是一个尾巴尖儿。证明了儿童癌症高发的现象客观存在只是第一步。它并不等于证明了这种高发是污染引起的，还需要证据把污染和病例关联起来。这是一项需要大量资金、技术和劳动才能完成的工作。在汤姆斯河，这项工作是在儿童癌症高发的结果公布，引发了近一年风暴般的群众运动之后才开始的。
最开始需要的，是识别出要分析什么关联：哪些人群，以什么方式，接触到了哪种污染?因为没有人确切的知道过去40年间化工厂周围的水里和空气里究竟有什么，这些东西又有谁接触到了多少，因此工作的难度可想而知。1999年，州卫生部的杰里˙法格里亚诺终于决定：调查1982年到1996年期间，母亲孕期喝到污染地块水井中抽出的地下水后，孩子患上白血病和脑/神经系统肿瘤发病率有没有升高。
既然锁定了关联对象是某个水井和两种癌症，接下来需要的是尝试找出二者的剂量-效应关系：喝这个井里的水多的孕妇群体中，是不是产下的孩子患病人数也多。因为水井并不是直接连入市民家中，而是经过汤姆斯河水务公司的布水系统分配到全镇的，所以需要用模型模拟推算十几年前这口水井里的水在每家的水管里占多少百分比。汤姆斯河全镇有23口水井，抽出的井水经过近五百英里的管道分散到近五万个住家或商铺中去，而且1999年要追踪的是过去几十年间不断变动的管道中每一天输送到每一个水龙头下的某一口井中的水。知道了患有白血病或神经系统肿瘤的孩子在母亲的子宫里喝的是什么水。还需要知道正常的孩子在母亲的子宫里喝的水是不是没有那口水井染指。除了愿意配合的患者群体，州卫生部的杰里˙法格里亚诺还需要找到四倍于患者群体的，与患者有着相似的生活环境的，愿意配合调查的正常家庭。对于每一个家庭，都需要详细的访谈来确认各种患病因素。
大到人类文明，小到个人认知，将直觉认定的猜想付诸数字验证都是一大进步。在实际操作的层面，也只有数字才能说服法官判定赔偿额度，或者逼迫对方律师协商和解金额。汤姆斯河有着数量巨大的有毒污染物，也有明确的儿童癌症集群，直觉看来二者似有因果关系，但这需要流行病学的检视，而流行病学，是一门关于“可能性”的科学。
经过统计，证明了相比于正常儿童，患病儿童在母亲子宫中喝过污染井水的概率确实更高。但那条恼人的95%置信区间红线依旧很难越过1这道坎。法格里亚诺比较了两种接触剂量，多种疾病，多个年龄段，两种性别……等等各种因素，其中一些的结果就像这样：
针对1984年至1996年间出生，于5岁前被确诊为白血病或神经系统肿瘤的孩子，他们在出生前接触过污染井水的情况是，低剂量接触的有10人，高剂量接触的有5人。与他们情况相似的对照组中，低剂量访谈过42人，高剂量访谈过11人，因此可以计算得出其调整优势比为3.01，95%置信区间为0.78-11.60。这个数字的意思是，对于这类疾病，患者出生前大量接触过污染井水的概率比同样情况没患癌症的孩子高3倍。单看3.01是远远高于1，但这个数字的概率分布是，它95%的可能性是介于0.78到11.6之间。下限落在1以内就表示有一定的可能，患者和非患者喝的水没区别。
但也并不全是坏消息，即便是这样苛刻的统计学检验，依旧有一个患儿群体越过了1那道坎：在汤姆斯河镇20岁前被确诊为白血病的女孩中，低剂量接触污染井水的有8例，高剂量接触的有5例，同时找到了39名低剂量对照和3名高剂量对照，因而调整优势比为5.96，95%置信区间1.12-31.70。即便是这个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的人群，结果也是摇摇欲坠的，如果统计的时候少搜集到哪怕一个病例，置信区间的下限恐怕就会跌回1以下。根本来说，困难在于人群太小，所以病例太少，难以通过苛刻的统计学检验。
波士顿大学著名环境流行病学家大卫˙奥佐诺夫说过这样一句话：“对于公共卫生灾难，一个好的，有效的定义是，其健康效应如此之大，即便是用流行病学的研究方法都可以侦测得到。”可见在这1条横杠之下掩埋的是多少有污染参与，却不能被证实联系的癌症病患。
现在，统计学家已经将污染源附近居住区的癌症集群调查视为畏途，除非有新的科学手段出现，愿意进行这种调查的流行病学家将越来越少。而对于已经发生的污染事件，如果要诉诸法律，证明患者的癌症是由居住区的污染引起，恐怕不是一条可行的道路。更理智的做法是，追究污染的确切证据，以污染，而非其引发的疾病追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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