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地水利枢纽遭遇“垃圾围坝” 年年清理年年有
“超强厄尔尼诺给武江带来了20年一遇的大洪水，也带来建坝蓄水以来最可怕的‘垃圾围坝’。”对乐昌峡水利枢纽管理处主任罗力谦而言，半个多月前的景象他已不愿再回想。“清了20天，今年的坝前垃圾可算清完了。可是，明年呢？后年呢？”
位于粤北的乐昌峡水利枢纽工程是广东北江上游关键性防洪控制工程。然而，如此重要的大型水利枢纽自蓄水以来却年年遭遇垃圾“围困”，今年的“垃圾野战军”更是达20万平方米之巨，相当于28个标准足球场大小。
乐昌峡的困扰并非个案。乐昌峡水利枢纽管理处水资源管理科科长陈兵说，他考察过的广东省内外的多个枢纽电站也都存在“垃圾围坝”现象。《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发现，包括三峡在内的大型水利枢纽近年来也屡遭垃圾围坝。
年年清理年年有
“十几天前，如果你站在大坝前，第一感受肯定会以为到了垃圾堆放场。”乐昌峡水利枢纽一名工作人员说，那“壮阔”场景是他生平第一次看到。
20万平方米，相当于28个标准足球场大小，这就是此次垃圾围坝的体量。记者此间采访时在现场看到，垃圾带中既有枯枝败叶，又有饭盒、矿泉水瓶、泡沫等多种生活垃圾。密密麻麻的垃圾随着水流蠕动，像一朵巨大的灰云，让人眩晕，空气中弥漫着阵阵恶臭。
陈兵说，3月26日时垃圾带最为“恐怖”，坝前垃圾漂浮绵延1公里长，最厚的地方达1米。“太阳暴晒下，在水利枢纽管理处的办公大楼上都能闻到臭味”。
乐昌峡水利枢纽地处广东韶关乐昌市，建于北江流域的一级支流武江之上，上游不远就是湖南郴州。该枢纽是北江上游的关键性防洪控制工程和广东水利建设重点工程。2006年7月中旬，武江发生百年一遇的特大洪灾，致韶关近百万人受灾。这次洪灾直接促成了乐昌峡水利枢纽的立项建设。
然而，如此重要的大型水利枢纽自2012年蓄水以来却年年遭遇垃圾“围困”，此次垃圾体量更是达到历年之最。
垃圾从何而来？罗力谦介绍，大坝所在的武江流域集雨面积近5000平方公里，其中70%在湖南郴州，30%在广东韶关。流域内有工业城镇，也有大量乡村居民。每年三四月开汛的第一场暴雨后，上游的大量垃圾就会被冲刷进武江，顺河而下直奔乐昌峡。
“超过一半的坝前垃圾都是生活垃圾，上游农村地区垃圾随意丢弃甚至往河道中直接倾倒的现象仍比较突出。”罗力谦说，今年武江遭遇了20年一遇的大洪水，水位增高也让更多的岸上垃圾被裹挟而下。“年年被垃圾包围，我们也很头疼。”
垃圾带可能对下游乐昌市18万居民的饮水安全造成威胁。“垃圾如果长期堆积会在阳光暴晒下分解腐烂，导致水体氨氮超标，出现异味。”乐昌市自来水有限公司董事长谭镇祥说，乐昌市自来水厂的取水口就位于大坝下游11公里处。
垃圾堆集还可能为乐昌峡开闸泄洪制造大麻烦。受百年来最强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北江流域今年可能出现区域性大洪水。陈兵说，如果有大树干、船只或养鱼网箱等金属类垃圾冲到大坝前，会对闸门启闭制造“大麻烦”，影响防洪调度。
《经济参考报》记者在被清捞中的垃圾中看到一棵直径约50公分，长约10余米的粗大树干。“这说明上游还存在乱砍滥伐的现象，我们最怕的就是这种大物件垃圾。”陈兵说。
从3月26日开始，乐昌峡水利枢纽管理处就开始组织人力物力清捞垃圾。“但大型船只不够，加上受到现场地形限制，码头作业面狭窄，大的垃圾清运车下不去，打捞上岸的垃圾无法快速装车，效率不高。”罗力谦说。
垃圾围坝引起广东省高度重视，有关单位也加大了清捞力度。4月16日，坝前垃圾基本清理完毕。据当地环保部门监测，大坝下游武江河水水质未出现异常。
“今年的垃圾是清完了，可我忧心的是明年三四月份开汛后，垃圾围坝又再次出现。”罗力谦说，杜绝此类现象必须进行垃圾的源头治理，才能标本兼治，否则就是小马拉大车。
治“标”难治“本”
“垃圾围坝”并非乐昌峡的“专利”，水利枢纽库区垃圾堆积现象具有普遍性。据媒体报道，位于华中的三峡大坝近年来也屡屡遭遇垃圾围困。每年洪水季节或三峡库区蓄水时，大量垃圾漂浮物都会堆积到三峡大坝前，垃圾漂浮带绵延数十公里，据统计，自2003年三峡库区蓄水以来，仅重庆库区13个区县每年打捞的漂浮物总计就超过10万吨。
“河道型水库的漂浮垃圾处理工作一直是世界性环保难题。”陈兵说。
记者了解到，库区漂浮物主要包括残枝败叶、浮萍蓝藻、塑料泡沫等三种。其中，残枝败叶来自河流岸坡上的枯萎林木，白色生活垃圾则来自沿江各个城乡，浮萍蓝藻等水生植物则与工农业排污导致的水体富营养化密不可分。
为了清理库区垃圾漂浮物，管理单位每年都没少花钱。陈兵说，乐昌峡水利枢纽清捞垃圾的费用从最开始的每年20万元增加到40万元，明年将增加到80万元。三年来，坝前垃圾体量不减反增，招标的费用也在增加，“钱少了清捞公司都不愿投标”。
相关人士认为，破解“垃圾围坝”离不开上游地区的环境综合治理和持续治理，仅靠水利枢纽一方力量进行末端垃圾清理，无疑是“割韭菜”，只能“治标”却不“治本”。乐昌峡大坝生活垃圾的来源地是湖南郴州的5县和广东乐昌市的5镇，暴露出作为经济欠发达地区，上述区域城乡居民的生活垃圾处理现状不容乐观。
《经济参考报》记者日常调研也发现，受地方财力和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等多种因素制约，不少地方生活垃圾随意排放甚至往河道中直接丢弃的现象仍普遍存在，农村地区此类情况更为突出。
“垃圾围村”才是“垃圾围坝”的源头。现实中，一些地方农村环境治理滞后，垃圾无害化处理甚至处于空白状态。而“垃圾围村”的源头则是一些地方政府对农村垃圾治理重视不足，制度缺失。
农村地区环保意识不强只是造成生活垃圾随意丢弃问题的一方面。不少村民反映，村里连垃圾桶都没有，也没人收垃圾、运垃圾，“如果不乱扔那该怎么扔？”有村民说，“不给群众方便，群众自然就随便。谁愿意让村里脏兮兮的？”
事实上，在农村垃圾处理问题上，中央和国家层面已多次明确表态。“十三五”规划提出，要坚持城乡环境治理并重，统筹农村饮水安全、改水改厕、垃圾处理。2015年，住建部等十部门联合发布《全面推进农村垃圾治理的指导意见》，这是我国中央政府层面第一个专门针对农村垃圾的文件。
在广东，已于今年1月1日起施行的《广东省城乡生活垃圾处理条例》是我国首个省级城乡生活垃圾处理条例。该条例明确，要建立完善城乡保洁制度、管理队伍和收运网络，将生活垃圾清扫保洁、收运处理范围从城市延伸到镇村地区，实现了环卫保洁和垃圾收运处理全过程覆盖。
近期，广东省政府已启动粤东西北地区新一轮环保基础设施建设的重大战略部署，明确提出到2018年底，粤东西北地区12个市全域及惠州、江门、肇庆县域地区城镇要新增污水处理设施816座、农村污水处理站29506个、生活垃圾处理设施42座、治理存量生活垃圾处理场37座、新建建筑垃圾消纳场80座。
为此，广东省财政出资20亿元设立政策性基金，运用PPP模式，计划撬动约200亿元社会资本投向粤东西北等地区生活垃圾和污水治理领域。
新八村位于南岭山脉深处，是广东清远连州市三水瑶族乡的一个行政村，尽管仅700余人口，但却是连州“母亲河”——湟川河的最上游，环境敏感。
“以前的生活垃圾直接倒进河里，生活污水乱排，的确有点‘脏乱差’。”新八村委会副主任唐佳良说，现在镇、村委会、村小组三级每年拿出15000元雇了3个村民负责垃圾收集，镇里的垃圾收集车每隔三天到村收集一次，“刮再大的风也看不见塑料袋子乱飞了”。
全流域污染联防共治
“垃圾围坝”折射出江河流域一些农村地区的生活垃圾治理尚存诸多短板，跨区域、跨部门的全流域污染防治长效机制有待加强。相关人士认为，如果政府监管跳不出“垃圾围坝—重金清垃圾—垃圾再围坝”的“死循环”，割韭菜式的垃圾清捞无法实现标本兼治。
近年来，行政区域间跨界水污染事件纠纷多有发生，但由于取证难、鉴定难、执法难，上下游地区出于维护自身利益，往往各执一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导致纠纷问题一直难以解决到位。
“目前粤湘两地已就河流重金属污染建立了环保联动机制，未来也应探索建立跨区域垃圾处理机制，进行专题研究。”乐昌市环保局党组成员曹海雄说，包括生活垃圾在内的江河污染治理仅靠一省一市的一个部门是搞不定的，亟待完善跨区域、跨部门的联动协调机制。
最高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庭长郑学林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由于生态系统是不可分割的，水、空气等环境因素具有流动性，而目前环境监管、资源利用是以行政区划为界限，行政权力配置与生态系统相割裂的冲突，导致跨行政区划污染问题不易得到有效解决。
“治理江河污染可探索分段治理模式，把沿河流域的乡镇作为主体，划片分包，负责该段河流的环境治理工作。”曹海雄说，对出现问题的河段，要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真正传导压力，让公共管理者成为治污的“主力军”。
广东省70%的水资源量为过境水，东江、西江、北江、韩江、九洲江等干流或主要支流均由外省流入。据了解，广东省环保厅已经先后与广西、湖南、江西、福建四个相邻省份环保厅签订跨界河流水污染联防联治协作框架协议，初步建立了跨界流域污染防控、联合监测和预警、突发环境事件应急联动、环境污染纠纷协调处理、工作会商和交流等机制。
“要用全流域治理的思路，建立全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广东省水利厅有关负责人表示。事实上，此项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今年3月21日，财政部、环保部在福建省联合召开部分省份流域上下游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建设工作推进会。会议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广东与福建、广西分别签署汀江－韩江流域、九洲江流域水环境补偿协议。
根据协议，广东将拨付广西3亿元，作为2015－2017年九洲江流域水环境补偿资金，拨付福建2亿元，作为2016－2017年汀江－韩江流域水环境补偿资金。以九洲江流域水环境补偿考核为例，水质监测重点指标包括pH值、高锰酸盐指数、氨氮、总磷、五日生化需氧量等5项，其考核目标为跨省界断面年均值达到Ⅲ类水质。
相关专家认为，此次粤闽桂三地合作治理和保护流域，就是试图破解“下游地区要好水，上游地区要资金”的问题，通过上下游建立“成本共担、效益共享、合作共治”的机制，更好地运用经济杠杆进行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形成长效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