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青：环境治理要充分发挥人的作用
慧聪水工业网 本文为复旦大学环境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志青去年在“蓝天碧水沙龙之太湖治理主题沙龙”上的发言整理，供大家参考。
尽管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确有着内在的某种相关关系等规律，但历史证明，我们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对环境问题的解决恰恰就是与这样一些环境事件密不可分，环境事件所带来的警醒、教育和推动等效应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固有看法，进而促使了个体与集体环境意识的苏醒和觉醒，这里面既有偶然性，同时也不乏确定的因素，这个最重要的确定因素就在于，如何理解和看待“人”在环境治理中的作用，我想谈一谈个人的几点体会。
第一、环境保护的三轮驱动，本质就是驱动“人”的问题。根据现有的经验，主要有三个层面的要素在发挥作用。
一是政府，这里指的是“大政府”的概念，包括了党政、代议机构以及各级政府和政府部门，政府在环境治理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对规章制度的制定和执行上，所依靠的是国家机器背后的强制力，因此政府的要素在环境治理中往往代表着国家意志，缺乏了这个国家意志，环境治理就无法真正从个体的无意识走向集体理性;
二是市场，市场要素本身是一个悖论，环境问题的出现与市场机制的盲目性和失灵有关，那如何又要借助于市场本身来纠偏呢?这里的市场其实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如何完善和创造市场机制来解决环境问题，譬如基于市场的政策工具等;第二层含义是说市场中的两类主体，即“企业和消费者”如何在现有的制度和市场环境下展开节能减排，转变生产和生活等发展方式，对此，市场要素所体现的其实是一种激励机制，用激励机制来推动绿色的转型和发展。
三是社会，指的是社会个体在生产与消费活动之外，所开展的各种活动方式，包括自发的或有组织的活动方式，譬如环境保护的宣教、公众参与、监督等等。社会要素在环境治理中所体现的其实一种更高层次上的“自省”，建立一种在脱离制度约束和经济激励条件下的自律规范。总体上，任何一个社会，要想真正保护好环境，解决环境问题，都无法离开上述三个层面要素的共同作用。当然，在不同阶段上，各种要素的侧重点是有所不同的。而无论是侧重于哪个要素，都离不开“人”的作用。
以一次主题沙龙为例，沙龙上，我们有来自于政府部门的参与者，也有一线企业家，以及国内外的环保研究机构和非政府组织，还有热爱环保的个人，如果说这样的沙龙讨论能碰撞各种观点，激发灵感，在推动环保上产生一些意想不到的收获，那么我们再来看沙龙讨论活动本身是如何产生的呢?其实，是离不开每个参与沙龙的“人”在环保事业上的热情和追求，正是代表每种角色的“人”在发挥着各自本职工作之外的额外影响和作用，才逐步推动着各种环保事业的前进。回过头来看上述政府、市场和社会三种要素，要想真正地将各种要素的职能与环境保护的目标偶合起来，就不得不依赖于“人”的桥梁作用，这是因为，相对于单一的制度、激励以及活动等而言，人的行为选择上有着高度的复杂性。
第二，当前环境治理的难点，就是如何解决“人”在行为选择上的复杂性问题。根据不同的标准，“人”有着多重的社会经济属性，一个政府部门的公务员，同时也是市场经济中的一个消费者，社会体系中的公民，这样多重的社会经济属性带来的最大影响在于，造成了行为选择上的复杂性。譬如，在环保的过程中，作为政府部门的公务员，需要服从上级政府的安排，作为市场经济中的消费者，则又要实现效用的最大化，而作为社会中的公民，则还要展现社会责任感，个体与集体、利己与利他等等之间互为作用。除此之外，人往往还有一些从属性的社会经济属性，比如不同层级的公务员、不同收入水平的消费者、不同社区里的公民等等，使得行为选择更加难以琢磨。这意味着，“人”有多重性，而多重性的存在会影响到制度、激励以及各种活动及资源配置的有效性，使得理想化的理论往往难以解释现实。假如我们工作中，仅仅对这些“人”的属性进行简单化的假设，其结果无疑是，美好的制度变成空中楼阁，“合理的”激励事与愿违，“说教式”的宣教和公众参与陷入形式主义，甚至反其道而行之。应该说，这样的类似教训在环境保护工作过程中比比皆是，这也正是当下阶段里环境保护运动的最主要症结所在。
第三，不能简单沿用西方的环境制度来治理环境，要从文化自觉的根子上来解决人与自然和谐的问题。怎么解决“人”的复杂性问题呢?一刀切的方法固然简单，但却并不是一个长期有效的方法，一刀切极有可能在治理肿瘤的同时也切掉了正常的器官，损害到我们的肌体。是否全面借鉴西方在环境保护上的经验就可以了呢?比如，采用类似的环保制度、政策、措施和技术?显然，在过去的环境保护过程中，我们一直这么尝试着，我们不缺乏环境保护的制度，但却发现有的制度并不“接地气”，我们也不缺乏执行环境保护制度的决心，但却发现决心还是比不上人情，我们也不缺乏环保技术研发的投入，但却发现研发的技术无法在市场中落地，最后，我们也不缺乏环保的宣教，但却发现有的宣教在现实面前苍白无力。事实上，我们最缺的并不是环境保护的“形”，而是缺环境保护的“神”。体现在“人”身上，这个“神”就是我们的文化，也就是如何看待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价值观，很大程度上，我们只有在中华文明的宝库中寻找自身的生态价值观，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上的“文化自觉”，才足以破解人性上的种种复杂性，筑起一道坚固的生态屏障。然后，在此基础上再辅之以环境保护的各种制度、政策、技术等，最终形成现代意义上三轮驱动的生态文明国家治理体系。
总之，在环境治理的过程，我们要充分认识到“文化自觉”的重要作用，真正反思我们走过的发展道路，转变我们的发展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