吹响“毒地”治理集结号 常外污染事件引争议
慧聪水工业网近年来，政府加码要求各地加快污染场地修复进度，环保部等部门也陆续下发了多份文件。但在工业结构调整和城市用地结构调整进程中，高污染的工业企业纷纷关闭、搬迁及改造，同时遗留了大量“毒地”。这些土地的修复与后续使用，对环境处理能力提出了考验。
或许谁都没想到，常州外国语学校会在这一周发生如此的惊动举国之事。原本学校北面的常隆、常宇、华达地块在2016年2月中旬已经完成了修复，而2015年12月中所盛传的刺鼻臭味都已经消失了，但如今随着学生体检报告的回收，身体异常的人数越滚越大。
本来，常州市卫计委发布的数据源自8家医院汇总的体检报告，称“597人中133人检查指标异常”，但4月20日，家长自发统计数据，收到的683份体检报告中，数据有异常的是561人。
到底标准有何异，哪方可取信，目前来说不明真相的围观者仍然一头雾水。教育部和环保部目前已经组成联合调查组派驻常州，而一座地级市，在六天来被一个学校搅得满城风雨，就如黄梅天般一会儿骄阳炙烤，一会儿闷湿下雨。
那块污染场到底是不是造成体质异常的直接源头，目前也众说纷纭，校门口的“不明真相群众”都在说，600个样本里如果133个有异常，那未必是直接跟污染地块有相关性，但如果超过了这个数字呢，是不是就能说明什么？再如果全校2800个学生都作为总样本，检查结果又会如何？在天花乱坠的疑虑里，他们得到的学校答复是，国家调查组会很快给结果的。
校址临近“毒地”
央广记者在常州采访中了解到，常州市外国语学校新校址位于新北区辽河路55号，占地面积约103291平方米。就在学校北侧约200米，是原常隆地块，包括原常州农药厂、常州华达化工厂和常州华宇化工有限公司三家企业的厂址。
截至2011年6月，这些企业先后搬离，场地被全部平整，准备用于商业开发。鉴于该地块上曾有多家企业长期从事化工生产，常州市新北区政府曾经委托专业机构对该地块的污染情况进行了调查和风险评估。结果显示，该地块土壤和地下水环境污染较重，用于商业开发的环境风险不可接受，必须对污染场地实施修复。2014年3月，常州市经立项决定“正式实施”该地块的土壤和地下水修复工程，投资预算近4亿元（39414.83万元）。
据新北区环保局出具的该修复工程的环评报告显示，“三家化工企业长期从事农药原药及制剂、农药中间体、染料及染料中间体等产品的生产，使用大量有毒有害化工原料，部分化工原料及其中间产品具有高毒或致癌性。场地调查结果表明，原常隆地块“土壤和地下水确实污染严重，环境风险不可接受，必须对污染场地实施修复。”报告提到，“该地块原有遗留的工业固废约3475t”。
常州市环科院院长徐圃青日前解释说，该工程主要是针对商业用地的功能进行修复，采取的方法是将污染土壤挖出，再运到水泥厂进行异位修复，但是2014年，水泥行情不好，水泥厂开工不足，导致原定修复工期严重拖后。
而在已有的检测数据中表明，学校新址这片地块污染最重的是氯苯，地下水和土壤中浓度超标达94799倍和78899倍。为减少对学校、居民区等环境敏感区影响，国家规定大气环境防护距离一般至少在300米以上，而“毒地”距学校不到100米。
搬迁企业劣迹斑斑
此外，家长们并不放心，作为国家重点高新技术企业的常隆化工，其另一面却并不光鲜。
工商注册信息显示：三家农药化工厂中规模最大的常隆化工有限公司，成立于1979年2月1日。2000年，公司在原国有常州农药厂和常州有机化工厂的基础上改制组建而成，2013年7月实施资产优化重组，成为“农药第一股”上市公司——诺普信的子公司。
退休职工胥建伟曾在常隆化工工作超过30年，他举报称，在担任生产调度一职期间，他经常被领导喊去偷排废水，污水随河水一起排入江中。“一般三天一次，排污量高达两三千吨。”在他记载的生产日志上，类似克百威、灭多威、异丙危等都属于剧毒类产品。
2014年12月，常隆化工旗下的常隆农化等6家企业，因倾倒废酸污染河水，被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判罚1.6亿多元的罚款；2015年，诺普信筹划非公开增发，但最终被证监会否决，主要原因，正是常隆农化的污染问题。
“宁可被罚款，也不愿用环保设备。”胥建伟指出，常隆化工的做法堪称“独一无二”。因长期接触有毒的化学物品，他的右手溃烂，被鉴定为“化学中毒”，光是看病就花了二十多万元。早在2013年，胥建伟就实名举报，称在搬迁前夕，常隆化工在离河约50-100米处挖了一个深度为五六米的大坑，大坑的长、宽均超过50米。整个工程持续数十天，其间有多辆工程车将厂区内堆积的化工危废埋入大坑中，埋完后，又将挖坑取出的土覆盖表面。
“毒地”出现了。
家长们找到了按照2014年环保部下发的《关于加强工业企业关停、搬迁及原址场地再开发利用过程中污染防治工作的通知》。通知规定，搬迁关停工业企业，应当及时公布场地的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状况。此外，地方各级环保部门也应当督促企业公开搬迁过程中的污染防治信息。
不过，拿这一条追究常隆化工看来并不现实。他们早在2010年便完成了整体搬迁，而四年之后，环保部才正式发文。
还有多少“毒地”在潜伏
毋庸置疑，常州“毒地事件”仍有待深入调查。
跳出个案，此次常州出现的生产、贮存、堆放过有毒有害物质的“毒地”，绝非孤例。10多年来，伴随着工业结构调整和快速城市化，许多占据城市优越位置的污染企业，纷纷通过关闭、易地、搬迁改造，退出原地块。因这些工厂要么是老国企，存在职工安置等棘手问题，要么是地方纳税大户，故在搬迁后的“余毒”处理上，有些地方政府往往能迁就就迁就。在此背景下，大量“毒地”潜伏了下来。
最近几年，媒体曾多次报道过“毒地”上违规建设的新闻，如武汉、广州等地曾出现“毒地”上建经济适用房现象。这类问题曝光都有很大的偶然性，以常州为例，若非大批学生的遭遇引起公众愤慨，恐怕那颗生态炸弹还会继续埋在那里，对周边环境和民众健康造成日复一日的戕害。
据权威此前报道，众多业内专家指出，全国不同性质的污染场地应以万计，仅是农药厂污染的场地就占据相当高比例，但处理和正在处理的屈指可数。而全国到底有多少块毒地，具体治理情况如何，至今也没有权威数据。
有的地方的“毒地”被外界关注后，对外宣称已完成对“毒地”的修复治理。但其修复治理到底效果如何，恐怕得打个问号。事实上，“毒地”修复确实并不容易：按一亩“毒地”100万至200万的修复成本算，修复上百亩的毒地或许得上亿，很多地方政府都没法筹到这么多钱。更不要说，有些污染严重的“毒地”修复往往需要5到10年，甚至二三十年。长期、高昂的投入，成了挡在“毒地”修复面前的拦路虎。
因此，“毒地”的治理关键在于两点：第一，国家层面必须尽快展开“毒地”的调查统计，每块毒地的位置、治理方案、环境监测数据，都应全面向社会公开，不能让民众身处毒地而不知；第二，必须解决“毒地”修复治理的资金来源，面对高昂的修复成本，靠相关工厂、政府或开发商都不现实，不妨借鉴国外经验，在国家征收化工原料税收中专门拿出一块，再加上一部分环保罚金等，建立“毒地”修复的专项基金。
“毒地”修复治理难，但再大的难度也必须克服，毕竟，捍卫环境安全和公众安全，是政府的基本职责所在。常州“毒地事件”已暴露出毒地实存风险，这理应成为毒地治理加速的“集结号”，以避免悲剧重演。
分享按钮
